《可能的爱情》
在社交媒体的热门帖中，女性可以表达对工作、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但对爱情的渴望却变得越来越可疑、越来越需要隐藏。它们被放置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仿佛追求一种，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
似乎在部分网友看来，爱情越来越成为一个与封建、落后、父权制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女性只要仍然渴望爱情，就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女性的命运，只有金钱和权力，才能使她得到彻底的解放，获得真正的幸福。
有趣的是，人们仍然在读爱情小说，在社交媒体上反复讨论亲密关系，创作和阅读着以爱情为核心的同人文，对爱情的追寻和实践也丝毫没有消失。
人们依然在爱情里进进出出，可是在言语上，却仿佛不得不把爱情搁置和放逐，而情感的风暴只能非常隐秘地在头脑和内心发生。
工作、权力与爱情，为什么在现代独立女性的想象中变得如此难以共存？当爱情被当作软弱，权力被当作自由，我们得到的真的是解放吗？
作者｜杨芮
来源｜看理想节目《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
01.
当职场恶魔变成女性榜样
说到对现代、独立、清醒女性的想象，不得不提20年前上映、影响了一代年轻女性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
这部电影的主线非常清楚，一个年轻女人在事业上从处处碰壁走向耀眼成功，却也逐渐发现，这种成功正在要求她交出自己的时间、关系以及对他人的责任。
一个需要通过牺牲别人来换取权力和资源的工作环境是有毒的，也不是她真正想要追求的人生。而电影的核心矛盾，是“恶魔老板”米兰达与真诚、聪慧、善良的职场新人安迪之间的矛盾。
电影的片名几乎已经决定了谁是故事里的“反派”。米兰达苛刻、冷酷，要求所有人为工作随时待命。她可以因为个人的欲望不被满足就对下属恶语相向，可以用一个眼神就对人进行外貌羞辱，也可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毫不犹豫地牺牲辅佐她多年的人。
可是在电影上映的20年里，观众开始重新解释这个故事。很多人不再认为米兰达是反派，把她当成事业上值得追求的标杆，也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而对她作为权威人物的处境产生了更多共情。
比如会觉得她的老公非常糟糕，这么大的女性领导者还要承担一些育儿的工作，受到比男性领导者更多的非议和审视。
相反，安迪的男朋友内特，当年被认为代表安迪的“原点”和“初心”的男人，逐渐被标记为这部电影中真正的反派，也没有出现在2026年上映的续集中。
在弹幕和评论里，常常能够看到“这个男的不值得”“赶快分手”“不要让男人拖累事业”一类评价。观众看到内特最明显的问题是，他没有真正尊重安迪的工作。
《穿普拉达的女王》
安迪刚进入时尚杂志时，他们两个人都看不起时尚行业。但当安迪逐渐投入其中，开始认真学习这份工作的规则时，内特没有试着理解她为什么发生变化，反而在她压力爆棚的时候不断提醒她，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也觉得这份工作很可笑。
这句话表面上在帮助安迪守住初心，背后却也隐含着一种要求：你可以改变，但不能变成一个我不熟悉、也不认同的人；你可以追求事业，但不能让事业改变我们原来的关系，更不能走进一个我无法理解和参与的世界。
其次，内特表达不满的方式确实不够成熟。他没有清楚地告诉安迪，自己感到失落、担心或者被忽视，而是通过讽刺、冷淡和赌气来惩罚她。当安迪因为工作错过他的生日时，他没有真正关心她在怎样一个具有强烈压迫性的职场里求生，而是把她的缺席直接理解成她变了、她不再重视这段关系。
安迪的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一边兴奋地瓜分她从杂志社带回来的名牌礼物，一边嘲笑她的工作。米兰达打来电话时，他们甚至抢走她的手机，把她所承受的职业压力当成一个玩笑。他们享用了这份工作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意正视安迪为此付出的劳动和代价。
所以，今天的观众对内特和朋友们感到不满，不是没有理由。尤其对许多曾经被伴侣要求“不要太拼”、被指责“变了”、或者因为事业发展而被要求感到内疚的女性来说，这些情节很容易唤起真实的经验。
一个男人所谓的“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失去自己”，有时确实可能意味着，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所熟悉的位置。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当然体现了女性在关系中的一种觉醒。可是，这里的关键是，对内特的审视没有同样发生在对米兰达身上。甚至可以说，米兰达在这十几年中从明确的职场“反派”，变身成了女性职场的标杆，成为了现代“大女主”欲望的化身。
如果认真看待这两个人的行为，会发现他们对安迪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在同一个程度上。
内特没有充分理解和支持安迪，也不知道如何成熟地表达自己在关系中的需要。但米兰达长期羞辱安迪，侵占她全部的私人时间，用失业和职业前途作为威胁，迫使她完成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米兰达要求下属随时服从，制造一种人人都必须揣测她的情绪、通过相互竞争来争取生存机会的工作环境。她让安迪取代艾米丽，又为了保全自己牺牲奈吉尔，把所有这些事情解释成职场上理所当然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内特和米兰达掌握的权力也完全不同。内特的冷淡、讽刺和拒绝理解，当然会伤害安迪，但米兰达掌握着安迪的工作、收入、履历和职业机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她能否继续留在新闻出版行业。
她们之间发生的并不是普通的人际冲突，而是一种建立在巨大权力差异之上的强迫。
面对内特，安迪可以转身离开，不会因此遭受什么实质性的惩罚。可是如果她对米兰达说“不”，或者错过任何一件米兰达在意的事情，她面对的就不仅是一个“失望的”老板，而是可能让她未来很多年的事业都举步维艰的高昂代价。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评论里，内特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不知道如何修复两个人的关系，几乎成了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过。米兰达所实施的羞辱、控制和职场霸凌，却因为她的成功而被重新包装成了能力、专业和魄力。
电影里有一个很能说明这种变化的情节。在安迪因为工作与内特分手、站在深夜的街头时，米兰达的电话打了进来。这个安排非常清楚，即使在安迪最私人的关系已经被工作压垮的时刻，那份工作依然能够毫无预兆地闯入，要求她立刻回应。
《穿普拉达的女王》
在许多人看来，这一幕里最刺眼的“坏人”是“不理解、不支持”的内特，而那个一直在侵占安迪的时间，消磨她的善良、真诚、原则和理想，并一步步把她推向孤立的米兰达，以及米兰达所代表的庞大资本体系，反而隐身了。
其实在影视剧中，把亲密关系和权力放置在天平两端的非常常见。不过在过去，女主们大多总是倾向爱情、亲情、友情，一定会付出很多努力去修复这当中的问题，哪怕代价是放弃晋升和金钱。
但随着人们对情感和婚育关系中女性弱势地位的觉醒，天平开始导向另一侧。不是说女主们丝毫不在意任何人际关系，而是亲密关系中任何的失望、误解与支持不足，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变成关系破裂和抛弃的合理的原因。而权力带来的控制、羞辱和剥削，却被权力本身碾压和遮蔽了。
说起来会“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掌握更多选择、造成更严重伤害的一方，反而因为代表着金钱、资源和成功，得到了最多的宽恕。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与以往价值观完全倒置的道德评价。内特无法给安迪带来更高的位置、更好的履历或者通往权力中心的门票，他能够提供的只是陪伴、共同生活，以及对“你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的追问。当他不能完美地提供理解和支持时，他的存在就只剩下“拖累”这一种意义。
米兰达却可以把安迪带到行业中心，获得令人艳羡的职业机会。因此，她对安迪造成的那些伤害，便被理解成了获得成功必须支付的学费。好像只要伤害发生在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它就不再是伤害，而是成长。只要支配你的人同时能够给你机会，她的支配就变成了栽培。
这看起来只是个人价值取舍的问题，有人更珍惜爱情，有人更看重事业。但这样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中性的。它背后隐藏着现代女性解放叙事中一种极具迷惑性的陷阱：把进入支配体系、获得支配他人的权力，误认为女性获得了解放。
02.
真正的解放？
20年前，年轻女性憧憬的理想形象，也许还是那个珍视新闻理想、爱情和友谊，并试图在这些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安迪。她当然会犯错，也并不总能兼顾一切，但她至少还会追问：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获得成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可是到了今天，要满足心中“大女主”的欲望，人们眼光已经不再聚焦安迪了，而是米兰达。她拥有最高的位置、最强的控制力，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不必为任何人的感受停下来。
人们仍然会反复争论安迪的选择究竟有没有问题，却很少再追问米兰达是否需要改变。
安迪必须证明自己既有事业心，又没有背弃朋友，既能承受压力，又没有伤害别人。可是米兰达仿佛已经不再需要接受同样的道德审视。作为权力本身的代表，她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更多是共情、理解，甚至欣赏。
从这样的转变中，或许可以看出，许多女性对于什么是“自由”与“解放”的理解，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本我们要反对的是女性为了爱情被迫放弃事业，这一命题逐渐被置换成：事业天然比爱情更重要，成功也比关系更有价值。
原本我们质疑的是掌权者如何行使权力，又让谁为这种权力付出代价。可渐渐地，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批判，却被“由谁掌权”取代了。
仿佛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是女性，支配就可以被理解为解放，冷酷可以被赞美为力量，而对他人的牺牲，也可以被解释成她终于学会了像一个真正的成功者那样行事。
《穿普拉达的女王》
在这套价值秩序里，女性或许终于被允许成为成功者，却也越来越只能用金钱、地位，以及支配他人的能力，来证明自己已经获得自由。
这正是思想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提醒女性主义需要警惕的事情。
在《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她区分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权力。一种权力，是行动、创造、实现目标，并与他人共同改变世界的能力。另一种权力，则是控制、支配和决定他人命运的能力。
问题不在于女性要不要拥有权力，而在于我们究竟想让女性获得哪一种权力？
胡克斯认为，早期女性主义原本包含着对“权力就是支配”这套逻辑的挑战。可是随着部分中产阶级女性越来越关注如何在现有制度中获得与男性相同的位置，这种警惕逐渐被削弱了。
女性解放开始被简化成：男人可以当老板，女人也可以；男人可以掌握财富、控制机构、命令下属，女人当然也应该可以。
这不是说女性不应该成为领导者，也不是说女性一旦拥有权力就必然背叛女性主义。胡克斯真正反对的，是把“有女性进入高位”直接等同于“女性获得了解放”。因为位置发生了变化，不代表关系发生了变化，支配者的性别改变了，也不代表支配本身已经消失。
这样再去看米兰达，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楚。她当然是一位极其有能力的女性，也确实身处一个仍由男性掌握资本和最终决定权的行业。
她必须比很多男人更加敏锐、更加强硬，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但承认她所面对的性别歧视，并不等于我们必须支持和拥护她如何对待下属，更不等于接受把她行使权力所造成的伤害，觉得“终于也有个女的可以这么做了”。
一个人可以同时受到更高层权力的压迫，又把这种压迫传递给位置更低的人。受过伤害，并不会自动使她的支配变成正义。一个女人成功进入权力体系，也不意味着她所行使的权力就天然具有解放性。
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的压迫，从来不只来自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包括胡克斯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学者都指出，父权制、资本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不是几座彼此分开的“大山”，而是相互支撑、彼此加固的支配体系。
父权制规定什么样的人应该服从、依附和照料他人。白人至上主义决定哪些女性更容易被看见、被保护，也更有可能进入权力中心。资本主义则把人的价值转换成收入、职位、效率和竞争力，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一个人能够创造多少价值、掌握多少资源，来衡量人生是否有意义。
《黛安·冯·菲斯滕贝格：女性掌权》
所以，对权力的追求看起来似乎是在父权制的等级中，为少数女性争得了更高的位置，但它也非常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侵蚀人性与关系的同谋。学者戴锦华也说过，资本主义并不在意站在顶端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我们仍然相信竞争高于合作、效率高于关怀、个人上升高于共同生活，它甚至可以热烈欢迎一部分女性成为新的管理者、新的成功典范，以及新的米兰达。
03.
“爱比权力更难获得”
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制造的鄙视链、压迫与剥削毫无警惕，甚至把它当成最终的解放形态，那么最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
胡克斯的著作《共融：女性对爱的追寻》（Communion: The Female Search for Love），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反思和讨论。
她在书里写，“女性主义者逐渐停止公开谈论爱，因为我们发现，爱比权力更难获得。男人，以及那些认同父权制的女性，宁愿给我们工作、权力或金钱，也不愿给予我们爱。”
胡克斯有一段持续了将近十五年的亲密关系。19岁时，她和一位比自己年长、更有学术地位的男性开始共同生活。两个人都认同进步的政治理念，也都相信平等。可是当他们离开校园、进入真实的工作与生活之后，这种平等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伴侣读博士的时候，胡克斯在电话公司工作。后来两个人同样教三门课，她拿到的工资却不到对方的三分之一。为了坚持“经济平等”，她一度拼命加班，只为了支付一半生活费。结果是，对方付完自己的一半之后还有余钱，她付完以后却什么都不剩。
后来他们才意识到，形式上的一人一半不等于公平，于是改为按照收入比例承担开支。
胡克斯没有浪漫化爱情，也没有认为只要彼此相爱，钱就不重要。恰恰相反，她亲眼看见母亲因为经济依赖而受到父亲控制，所以她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到任何一个男人手中。
当她决定离开这段关系时，她像计划离开一份工作那样，先完成博士论文、寻找职位，确认自己有能力租房和维持生活。她很清楚，没有经济上的退路，很多女性连离开一段关系的资格都没有。
但让她真正心碎的事情发生在她得到一份常春藤大学的教职之后。过去，伴侣到哪个城市工作，她就跟着他去，可是当终于轮到她获得一个重要机会，希望伴侣请一年无薪假陪她搬走时，对方犹豫了。
那一刻，她发现，他们口头上相信的平等，并没有真正进入两个人的生活。她可以支持他的事业，可以为了他的工作迁移，可是当她需要同样的支持时，这段关系却承受不住了。
胡克斯实现经济独立所用的时间，远远短于她从这段关系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工作使她有能力离开，却没有替她消除失去一个相伴十五年的人的痛苦。她既没有因为悲伤而否定独立，也没有因为独立而假装自己不再悲伤。
《浪漫的体质》
可是，现在我们的文化，关于“女性进步和解放”的叙事，似乎不太知道该怎样容纳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
一个女人说“我要获得经济独立”，听起来坚定、成熟，而且充满力量。可是如果她接着说，“我也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陪伴我，愿意为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调整自己的计划”，她就可能立刻显得软弱、依赖、不够清醒、更不够爱自己。
在胡克斯写书的2000年左右，一本非常流行的自助书建议女性：如果伴侣说好某个时间回家，却迟迟没有出现，不要追问，不要抱怨，也不要要求他解释，只需要说一声：“哦。”
胡克斯发现，这个方法确实有用。她不再提出问题以后，两个人的冲突减少了，伴侣也对这种反应十分满意，家里似乎变得和平了一些。
可是慢慢地，她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为什么会失望？是不是我要求太多？是不是一个真正独立、清醒的女人，本来就不应该如此在意另一个人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回应、愿不愿意为彼此改变一点？
如果她把需要说出来，等待她的往往是一整套现成的评价：黏人、敏感、缺乏安全感、情绪价值要求太高、恋爱脑。她原本只是想说，“你的失约让我难过”“我希望你也把我们的生活放进你的计划里”，最后却不得不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辩护。
更微妙的是，女性表达的内容也很容易被偷换。希望伴侣回应自己，被说成要求对方随叫随到；希望共同商量未来，被说成想控制对方的人生；承认自己害怕失去一段关系，则像是承认自己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
于是，女性似乎必须反复声明，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可以照顾自己，我不是非你不可。仿佛只有先证明自己随时都能离开，她才有资格说一句“可是，我希望你留下”。
但如果她不说，表面上，她可能显得越来越成熟。她不追问，不争吵，也不再因为谁没有回消息、忘记承诺或者拒绝沟通而失态。她把注意力转向工作、收入、健身和自我提升，告诉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别人会赞美她边界清晰、情绪稳定、足够强大。
可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需要并不会因此消失。它们可能变成反复的自我怀疑，变成一种说不清来源的愤怒，也可能变成对关系越来越深的失望。
她仍然身处一段关系，却不再把真正的自己带进关系里。对方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删减的她，那个看起来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可以自己消化、也不会要求任何人改变的她。
这样的关系当然可能少一些冲突，因为其中一个人已经退出了协商。可是没有冲突，并不等于有爱。有时，它只意味着不平等已经稳定下来。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照旧，另一个人则负责让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对爱的渴望并没有随着经济上的独立而消失，它只是被放逐到了更隐秘的地方。它出现在深夜和朋友的谈话里，出现在没有发出去的消息里，出现在一段关系结束以后无法向人解释的悲伤里。
公开的那个她仍然冷静、能干、不断向前，只有在无人看见的时候，她才敢承认，我希望有人理解我，希望有人把我放在心上，希望我的离开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
《最完美的离婚》
可悲的是，在把支配性的权力等同于解放的叙事里，这些愿望显得如此没有用处。权力可以让人赢得竞争、控制资源、避免受制于人。爱却要求我们承认，另一个人的回应确实会影响我们，我们无法仅凭意志消除自己的相互依赖。
女性要证明自己强大，似乎就必须证明自己不会被任何人影响。要证明自己自由，就必须表现得随时可以割断关系。要证明自己拥有主体性，就不能承认自己也希望有人为她停下来。
一个人有能力独自生活，与她希望和别人共同生活，本来并不矛盾。但困难在于，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怎样做到这些。
我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是要取得好成绩、找到工作、管理时间、提高竞争力，我们一直练习的是不要让情感、关系或者其他任何事情影响我们追求学业、事业、金钱上的成功，如果它们成为干扰，那就直接舍弃这些情感和关系，去分手、去绝交、去断联。
我们很少去思考和练习，怎样表达需求而不把它变成命令，怎样听见别人的失望而不立刻为自己辩护，怎样在两个人的需要发生冲突时继续协商，以及怎样在伤害发生以后道歉、修复并真正改变。
我们真正熟练掌握的，或者说被允许渴望的，只有成功和权力。于是，对现代女性来说，获得成功与权力，往往比获得深刻而持久的爱更加容易。如果我们从未认真学习过如何去爱，便只能依靠个人的摸索和偶然的运气前行。
运气好一点，我们会遇到一个同样愿意学习的人。两个人在一次次笨拙的表达、误解与冲突中，慢慢摸索出另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
运气不好，我们便只能在争吵与沉默之间来回摆动，要么说出自己的需要，为这份“软弱”感到羞耻，要么把需要藏起来，再把孤独误认为独立。
胡克斯说，“那些懂得爱的人，在私下享受爱的欢愉；而那些不懂得爱的人，只能在沉默中独自受苦。”
渴望爱不是女性独有的需要，建立真正充满爱的关系，也绝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资本主义父权制度无情地剥夺所有人爱的能力。
我们可能更熟悉如何谈论女性受到的伤害和爱的剥夺，但男性作为权力制度直接的受益者，所经历的爱的剥夺可能更加隐秘，让他们对爱的渴望也被扭曲得更加面目全非。
愿我们所有人都不再因不会爱而沉默受苦。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爱与痛：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第17期，有大量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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